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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的一项人事制度

忆期刊网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5年2期 荐稿者:胡邦定 阅读量:
  《大公报》在20世纪前半叶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特别是从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之后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阶段。这三个创业者各有特点,配合默契。吴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老总,他用五万大洋把《大公报》从大粮商王郅隆手上顶下来,并自任社长。胡是报业全才,编采都是能手(1919年巴黎和会他是唯一的中国记者),还擅写评论,尤长于经营管理。张季鸾则是20世纪著名的笔杆子,文笔犀利,全国知名。由他任总编辑可谓用其所长。三人配合得宜,报纸声誉和发行量蒸蒸日上。我是新记《大公报》最后两年才参加进去的,对它的成功之道无从置喙。唯有它在人事上有一项制度,或曰多年的传统,我印象深刻,而且历时愈久,感触愈深。
  究竟是什么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呢?说来很简单,即《大公报》无论是总馆还是各分馆(先后有天津、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分馆),凡是担任行政工作负责人即经理的,都是从编辑、记者的优秀人才中选拔的。经理的地位很高,不仅负责报纸的发行、广告、经营管理、职工生活待遇等行政工作,而且掌握人事进退、奖惩、调动大权。对编辑部的大政方针也有权过问。确立这一制度是从吴、胡、张三人执政时期开始的。它有个基本指导思想,即报纸工作的核心,是编辑、采访、言论等文字工作。报纸办得好坏,归根结底是看内容是否精彩,是否符合读者要求。而这一切又要靠得力的、有才的、尽心尽力的编采人员去做,因此要把这些人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人事关系处理好。这些正是经理的责任。之所以一定要选编采人员中的优秀者任经理,就是因为他们是从此道中来的,深知编采人员的甘苦和愿望,也更便于协调编辑部与经理部的关系。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对促进报纸的发展是有利的。经理的工作做好了,可以使编采人员心情舒畅,无后顾之忧,从而有利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胡政之任经理时,关心职工生活的事例颇多:燕京大学毕业的名记者、作家萧乾在《大公报》任副刊编辑,要到英国去留学。胡政之十分支持,请他在读书的同时兼任驻英特派记者。首先给他赴英的全部旅费,这是一笔数目不菲的英镑。不料人未动身,竟被小偷囊括而去。在萧乾十分无奈之际,胡政之又送来同样一笔旅费。此时,萧乾的感动不难想象。类似这种雪中送炭的例子颇多,比如父母病了给补助,有特殊困难可借支薪水,而且只要工作有成绩,工资就会提高,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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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天津《大公报》时,胡政之已去上海,但这个传统依然保留。仅举一件小事。1947年秋,同时有三个年轻人加盟天津《大公报》,即清华毕业的赵明杰、北大毕业的杨邦祺(李定)和我。赵明杰文字功底很好,后来任《经济日报》评论委员会负责人;李定20世纪80年代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当时报社的其他职工都有家,只有我们三个未结婚,住报社宿舍,因没有安纱窗老有蚊子咬。向总务科说了好多天都没反应,偶然向经理提到,第二天就解决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大公报》的一项人事制度
  在现在的生活中,有些单位的做法恰恰与当年《大公报》相反,不是一切服从本单位主要劳动力的需要,而是官本位、权本位,一切好事首先为掌权的行政领导所享有。我听到这么一件事:一个名牌大学,有许多一级、二级教授和学术精英,校长是知名学者、教育家,在省里和全国都很有威望。该校专门为名教授、专家、学者盖了几栋较好的宿舍楼,已经基本竣工,只剩最后的装修工作要扫尾,马上就可以分配入住了。这时这位校长应国际学术机构之邀去参加一个讨论会。行前他召集党政工团,尤其是主管行政工作的负责人开会,按照预定方针制订了分配方案,主要是分配给学术骨干、老专家。安顿妥帖后,校长安心出国开会去了。不料二十天后回来一看,新房子全部由行政的头头脑脑瓜分了。除党委负责人之外,总务处处长和各处负责人也都受到照顾。气得校长七窍生烟,愤而辞职。省里为了安慰这位老校长,只好请他到人大常委当个副主任了事。试问,面对这个结果,那些名教授该做何感想! dedecms.com
  这个学校的事并非特例,类似的甚至更不靠谱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怕在积久成习,相沿成风。多少科研部门、学校乃至报社、出版社,都是以知识分子、有专长的人为生产力主体的,然而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并未受到关注,倒是行政领导享受好待遇。还有些领导部门的中层干部,到了五十多岁,本部门没有机会或位置提拔,于是调到下属单位当一二把手,级别、待遇都相应提高。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很称职的,但有的人对新单位的业务熟不熟悉,工作抓不抓得起来,就不好说了。好在时间也不多了,为自己的子女、为住房、为退休后的境遇,比如在什么协会学会预谋一个职位之类,也够他们忙活一阵子的。就他个人来说,当然是“感谢组织的关怀”,但对事业恐怕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次开会,遇到一位曾当过教育部领导的老同学,我问他,我们一辈人在大学教书的,还有没有没当上教授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也当不上教授。我当时觉得很生硬,但仔细想想,他这话很有道理。有的人受资质限制,虽兢兢业业,但业务就是上不去。讲他教了多年的一两门课还可以,要求再高就不行了。这确是事实。如果只是年龄、资历熬到了就必须提拔,升为正高的教授、研究员、编审,那还有什么激励作用?事实上,人的资历、勤惰是有区别的,人事制度应该选贤任能、奖勤罚懒。一个单位人人有分工,有做行政工作的,有做业务工作的,都不可或缺。行政部门的人,尤其是领导成员,掌握一定权力,这也是一种分工,但绝不是特权。有人学养不高,只善于搞关系,一旦身居高位就颐指气使,就必须在物质待遇方面占得先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有人多年不钻研本部门业务,经常以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方式工作,还美其名曰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外行领导内行是有条件的,即依靠内行,民主决策。有的人率性而为,小则坏事,大则害人,给事业造成重大损失。20世纪的许多重大失误,都是由外行瞎指挥造成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十八届党中央强调践行群众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中有能人,要依靠群众中的能人。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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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怎么用人、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个大问题。这当中,官本位、官僚主义是最大障碍。我们今天的情况与解放前的《大公报》大不一样,碰到一个好老板,有事业心、尊重每一位同人,鼓励、照顾他们,这种人太少了。胡政之在《大公报》一向被同人称为胡老板。但这个老板一辈子没有私产,没有自己的房子,都是租房子住。由于他以身作则,以办报为终身事业,不做官,不求发财,所以他能让同人以报为家、尽心尽力。胡政之这种人,非常难得。我们国家不能靠偶然碰到一个好人把事业搞起来,而要靠制度使好人放手做好事,做坏事的人不敢妄为。这就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监督。这才是我们一切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也是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所在。 (责任编辑: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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