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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光潜的一个发问说起

忆期刊网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2期 荐稿者:马龙闪 阅读量:
  文革前夕,在1966年上半年,报刊上有过一个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上的变化。这一重要提法的改变,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有不少议论,有相当大反响。
  聆听朱光潜提问
  记得当时大部分师生到各地参加四清运动,学校人员大减,在飘忽不定的局面下,北大对一些系科进行了重组和调整。变动之一,就是西语系与俄语系合并,组成西俄系。我作为研究生的两系文学教研室也合并了起来。记得刚合并不久,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朱光潜教授就用颤巍巍的声音,“惶惶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最近,《人民日报》社论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这两种提法有什么差别?
  当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已经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像朱光潜这样的老先生,当时都一个个心里“惶惶然”(这是朱先生当时在会上发言的原话)不知所措,对社会上任何变动,特别对《人民日报》编排和措辞的些微变化,都极其敏感而有觉察,更遑论社论中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上的重大变化了。记得当时朱先生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几个在座的研究生,在旁边一听,才意识到:果然有此变化!但是在教研室的会议上,大家对此议论来议论去,都说不出个所以然;现在想来,以朱光潜老先生那样的博学和敏锐,他一定是悟出了其中的某些深意来了,但以他当时“惶惶然”的处境,所处“泥菩萨”之身面临大风大浪的险境,不便把所思所想完全说出来,他不过是启发大家,让人们深入思考而已。 内容来自dedecms
  朱先生早已离去了,但提出这一重量级问题的声音还回响在耳边。今天,大潮退去,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提法变化的原委和由来。
  近年,看到师东兵先生对于曹轶欧的采访,从这位康生夫人的口中,透露出了有关这一提法变化的最高机密,从中可以洞察出文革发动者部署的演进,以及最高决策者心底的秘辛。
  采访者以其特有的追求历史真相的真诚,打开了曹轶欧的心结,慢慢开启话题,这样就谈起了文革发动及文革初起时的一些史实。
  采访者说:
  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她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后来就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轶欧文革前担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对康生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十分了解,这里透露出的这一史实,难得而又十分可靠,对研究文革部署的演进和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在我国思想学术界对“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所深藏历史密码少有人知,对它与“社会主义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别,也历来注意不够,所以对文革发动阶段,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变动的含义,也历来较少有人深究。其实,康生说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主要含义之一,应指苏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中对“社会主义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理解的不同。由于以前中国很少介绍苏联这一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所以学术界在面临文革研究时,对康生的这一段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说明康生这段话在发动文革决策部署的重要性,就需要对苏联这段往事做一扼要的介绍。 本文来自织梦
  苏联的一段往事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之争,曾是苏联思想文化史上,也是国际社会主义文化史上的一段重要往事。据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与一个姓波特列索夫的人,就曾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争论的一系列通信发表在《斗争》杂志上,在1914年第1、3、6期上连载。在该刊第1期上发表的第一篇,就题名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信札》。波特列索夫认为,无产阶级在其争取政权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时期,是不可能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在这个时期对其阶级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不应忽视本阶级的文化武器,放弃自己的文化任务,恰恰相反,应该全力强调这一任务,必须把这一“快速成长的阶级”,“将其力量调动到这一方面来”。
  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标志就是成立了无产阶级的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十月革命后,这一组织迅猛壮大,形成了一个遍布全俄的、具有完整组织系统的庞大机构网络。1919年至1920年初,是其发展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全国从上到下拥有300个协会,入会人数四五十万人,出版杂志达23种。几乎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在英、德、捷等国建立了相应的协会。霎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浪潮席卷全苏,波及世界。

织梦好,好织梦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纲领性口号,是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为保障这一阶级文化的“纯洁性”,主张由工人出身的无产者,在“净化的”、“特殊的”人工实验室,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内创造“无产阶级文化”。鉴于此,他们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一概加以排斥。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人Β·基里洛夫,就曾用诗句表达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态度: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拆毁博物馆,践踏艺术之花。
  坚持这种“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纲领的重要人物,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当时曾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势力。在苏联政府的文化教育部有效运转之前的一个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几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教育领导机构。
  在国内战争紧张的年代,列宁及联共(布)中央无暇顾及文化战线的情况,曾在内战时期使其势力得到相当的发展。一旦从战争中腾出手来,分别在1920年和1922年,列宁就曾两度领导了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和斗争。   列宁主要是从组织上纠正了他们自外于苏维埃政府,要求成为“阶级的文化组织”,向联共(布)闹“独立性”的错误。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纳入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一个艺术司;同时,也批判了他们脱离社会斗争,闭门造车,在“实验室”“创造”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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