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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父陈仁炳

时间:2016-04-15 23:50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4期 荐稿者:茅青 阅读量:
  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上了北大,信心满满,觉得中国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对大伯父的谈话兴趣索然。时间过得飞快,30多年后的今天,长辈们逐一离世,我却因告别中年,回想起过去的时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脚步。
  陈家几代人历经沧桑。我到陈家时爷爷陈崇桂已经去世,19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我说了陈崇桂的名字,他们吃惊地说,陈崇桂是著名基督教人士。回家问父亲,父亲拿出一本陈崇桂用英文写的自传。读后才对爷爷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荆州,寻找当年父亲一家曾住过的地方,探访爷爷办神学院的地址;2007年又读了香港学者邢福增写的书,加深对陈崇桂的了解。他是著名的牧师,曾经创办荆州神学院,他和奶奶双双赴美国神学院留学;大伯父陈仁炳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学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二伯父陈仁烈物理学界小有名气,三伯父陈仁亨是医学翘楚;父亲陈公绰留学瑞士和法国学习法律,以为法律对新中国有用,1951年兴致勃勃回国。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1949年又选择留在中国。始料未及是他们的选择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大伯父和我父亲总算看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其他几位都惨死在暴力之下。
  未获“改正”
  1979年前后,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陈仁炳非常兴奋,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他没想到的是,1980年5月8日,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发,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对陈仁炳是一个沉重打击,整个陈家都引起震动。记得当时父母不断讨论这个问题,姑姑每次来京出差也谈起此事。五姨婆李文宜是共产党元老罗亦农的遗孀,1949年后一直担任民盟中央领导。她曾经非常欣赏侄子陈仁炳,对他影响很大。全家寄希望于五姨婆,记得一次随父亲去她家,他们又讨论此事。五姨婆对父亲说,不可能改变了,别说她没办法,再高层的人都办不到。
  陈仁炳1983年再度当选民盟中央委员,此前已得到复旦大学的返聘,从退休工人的工资恢复到教授的工资,住房也得到调整。但是不予改正仍像一把尖刀刺伤他的心。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不利共产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不希望右派“罪名”影响家庭。今天很多人不忌讳曾经当过右派。汪曾祺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当时人们尚未从恐惧中挣脱,非常担心政治上的“污点”会对子女前途造成影响。谁也没想到日后没人在乎是不是右派。陈仁炳的两个孩子均已移民国外。父亲的右派帽子对他们没有影响。
  大伯母说,为了解决陈仁炳的问题,很多朋友出谋划策。陈仁炳认识的中共地下党老朋友张执一,1979年就过问此事,希望能帮助陈仁炳解决问题,最后坦言,爱莫能助。徐有威的文章中说,19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经过复查,已经同意为陈仁炳改正,曾经打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但是被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经出面为陈仁炳的右派改正进行努力,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陈仁炳改正的机会彻底破灭。叶永烈曾经采访过陈仁炳,他分析,最高层既然不愿全面否定反右运动,就会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陈仁炳就是上海的代表性人物,他当时被称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中央决议确定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如果陈仁炳的问题也解决了,就不好自圆其说了。叶永烈告诉徐有威,陈仁炳的问题是柯庆施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中多次提及陈仁炳。这也可能导致陈仁炳问题无法解决。徐有威说:陈仁炳多次对世交兼邻居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劝解。王元化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表姐陈怡也说;“爸爸晚年心情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没能得到改正。”
  黄金十年
  1945年,陈仁炳受李文宜影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一边挣钱养家,一边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吁。
  陈仁炳从青少年起就对政治感兴趣。他17岁时,父亲辞去荆州神学院长职务,答应了冯玉祥去担任随军牧师。不久,为躲避张作霖部队的进攻,他们一家在绥远萨拉齐的基督教堂避难。避难的人很多,有教师学生军人职员和商人。一天休息的时候,17岁的陈仁炳走上讲台,面对数千张陌生面孔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的演讲受到欢迎和称赞。他在自传中说,从此他对自己了解到三件事,第一,他喜欢演讲,第二,他对政治有兴趣,第三,他享受被关注的感觉。
  1948年,原本对蒋介石有些好感的陈崇桂开始反对国民党,同情支持共产党,陈仁炳和几个弟弟都倾向共产党。陈仁烈加入了民主促进会。
  陈仁炳回忆,在圣约翰担任教授期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召集了上海大学教授代表开会,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司徒雷登是陈崇桂的老朋友,陈仁炳早就同他见过面。在会上,司徒雷登说,蒋介石完全清楚国民党有很多腐败的官员,而且腐败的规模不小。但是如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利用媒体以同样规模来揭露对抗这些腐败,这对蒋介石将是一种帮忙。司徒雷登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怀疑蒋介石的真诚。陈仁炳则回答说,“我们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但是媒体完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这些媒体以传播谎言著称,从来不给真相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如何揭露他们?”陈仁炳还说,你们支持这样一个腐朽政权,给蒋介石13000万粒子弹,帮助他打内战。尽管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帮助我们没有忘记。尽管我父亲是你的朋友,我父亲也对美国很有看法。
大伯父陈仁炳
陈仁炳全家福,前排左起:陈美大(陈仁炳大妹)陈美安(陈仁炳小妹,1948年肺结核去世)陈仁炳母亲李哲映,陈父陈崇桂,陈公绰(又陈仁宽,陈仁炳四弟),陈美玉(陈美大双胞胎妹妹,1943年死于伤寒,后排左起:陈仁烈(陈仁炳二弟,物理学家,文革去世),刘明君(陈妻),陈仁炳怀抱长女安,陈仁亨(陈仁炳三弟,外科专家,文革死于非命)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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