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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永发史著断想

时间:2016-04-15 23:52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4期 荐稿者:杨继绳 阅读量:
  陈永发先生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系列之三,我读的是2013年第二版。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阵营的一名历史学者,他秉承“叙事客观,分析深入”、“不具党见偏颇”的原则,记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70年的历史,此书可以引发大陆读者一些思考。
  推翻清王朝以后,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们渴望中国跻身于先进国家行列,“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根据现代史观,就是以欧美国家的“现状”为指标,向“平等”、“民主”、“均富”等方向前进。
  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面临相同的历史挑战,内有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等离心力量,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两党都有迎头赶上欧美的宏大志愿,只是双方信仰不同,取径互异。
  陈永发问道:为什么国民党会在中国大陆失败,而被它视为异端邪说的共产党,却能赢得政权?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全盘失败以后,犹能在台湾另创局面,而共产党享受40年承平以后,却依然距离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家的理想尚远?陈永发的书回答了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人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并在全国建立政权,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有国内和国际的动因,在当时都有合理的因素。显然,这些合理因素都是当时知识分子视野所及的。按照这个视野所及而做出的选择,步步演进,就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农业集体化、大跃进、文革,这一系列在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还争论不休(更多是持否定态度的)的重大事件,在陈的书里都有客观的叙述。陈书认为,毛泽东在决策时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都有合理的逻辑,都有当时的种种背景。陈的叙述是客观的。但是,陈的叙述只限于“当时知识分子视野所及”,按这个视野的结论可以说,中共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建政以后灾难性的后果也情有可原。如果从更大的视野看呢?从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野来看呢?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个视野看呢?是不是中国人“短期的合理逻辑”的演进中,走向了灾难?走向了奴役?“短期的合理逻辑”铺设的路,是不是通向奴役之路?当然,哈耶克的学说也不是最后的真理。总之,“短期的合理逻辑的演进”,将中国引向何方?这是一个令人沉思的问题,这是需要历史哲学回答的问题。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高华的书,觉得是在延安整风中“升起的”。读陈永发的书得知,从1927年以后,中共内部“国际派”和“地方派”(以毛为首)在关键时刻都有不同的主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国际派的主张是错误的,毛的主张是正确的。国际派把中共一次又一次引向失败,而按毛的主张,中共才取得胜利。“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毛同国际派在实践较量中升起的,延安整风只不过是总结和清算而已。
  中共的国际派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中共革命瞎指挥,特别是六大以来,给中共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国际派还对地方派毛泽东一再打压。
  国际派想模仿俄国城市革命的道路,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大失败,使中央机关在上海待不下去,不得不来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苏区。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接管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批评毛在土地问题上“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毛土地革命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如根据人口和劳动力两项原则分地,地主家属只要无反动嫌疑,便允许分地),是“富农路线”。在军事问题上周恩来遵循国际派的进攻路线,目标从村寨转向比较像样的城市,如赣州,结果失败。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批毛,迫使毛离开军队。
  国际派的作为,使得“白区党垮了百分之百,苏区党垮了百分之九十”,丢失了根据地,不得不“长征”(实际是逃亡)以求新的生存方式。从江西苏区突围出来的红一方面军86000人,湘江之战后只剩3万人,损失的人中逃兵占多数(出发前强征进来的人逃走很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足5000人。衣衫破烂,神情憔悴,成为“乞丐军”。1936年,中共穷途末路之际,发生了西安事变,解救了中共。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彻底认输,从此以后,一直在毛面前甘拜下风,认定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毛的忠诚“宰相”。在执政过程中,毛离不开周,但不信任周,一旦发现周有异心,就用历史问题来敲。林彪事件以后,在文革运动向何处走的问题上,毛、周看法不一,毛命令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检查历史错误。1972年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三个晚上周恩来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在讲述党的历史之后表示:“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我觉得由我来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6页)
  
  毛对国际派的批判和他“以俄为师”并不矛盾。毛以俄为师是考虑中国的国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国际派是“教条主义”。所以在和国际派的斗争中他必然是胜利者。毛能取得中共的领导地位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当然,斯大林所以支持毛,也是因为看到毛具备领导中共的条件,认为只有毛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40年初,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任弼时回国,不仅带回了斯大林对毛的祝福,也带回了许多斯大林主义观念。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局有五项领导的职责,即对思想、军事、政治、政策和组织。毛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后来毛在政治局里取得了最后决定权,毛就紧紧抓住了五个方面的权力。就权力集中而言,它比治统和道统合一的中国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任弼时还带回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这部书把苏共党史写成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它认为苏共党史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列宁、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毛泽东抓住了这本书权力斗争的精髓,读了至少10遍。他还要求这本书是党员和干部的必读书。毛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用这本书的模式,重新检讨中共党史,证明中共党史就是毛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为此,他让高级干部在研读这本书的同时,还组织人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资料书,供研究参考之用。实际上要党员据此批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路线,突显毛泽东路线的一贯正确。毛泽东在讨论党史的基础上,成立了“清算过去历史五人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康生、彭真。延安整风的对象当然是王明,但王明已批倒,支持过王明并且“忠于国际”的周恩来当然是主要目标。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国际派已无靠山(当然还有斯大林)。1943年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近40天时间对周恩来进行批斗,言词激烈,甚到有人说周恩来是“叛徒”,周在压力之下,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知道这段历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49年以后,周一直对毛臣服。毛利用历史说话的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任弼时还从苏联带回了特权制度,对不同等级的干部以不同的照顾。高级干部得到了特权,但特权也成了控制他们的杠杆。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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