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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从民办到“官媒”的转变(10)

忆期刊网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5期 荐稿者:张刃 阅读量:

  根据当年大公报党组的相关报告,反右运动中大公报内定为“右派分子”的共16人。其中,“头号右派”、总编辑袁毓明,是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革命,做过重庆新闻日报总编辑,1954年才调入大公报;副总编辑赵恩源和财务科徐文兰夫妇、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和副刊部编辑高汾,才是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资深报人”,其他“右派”,或为1949年以后调入大公报,或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共青团员)。此外,旧大公报资深记者戈衍棣,与最早被点名批判、1949年以后才到大公报的顾国权,因为还有“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没有列入16人名单。而朱沛人、毛健吾等老报人,也是进步日报时期才加入大公报,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做出这样的区别,是为了忠实于历史,也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分析那场运动。
  至于徐盈、子冈、萧乾等老大公报人被打成“右派”时,都早已调离了大公报。不过,批判他们的时候,却有意让大公报人参加,包括已经调离的某些人。于是,才有了文革结束后××对子冈等人“没有来得及表示的忏悔”,而曾经痛批子冈的杨刚,反右运动后期莫名其妙地自戕,另一位当年“对右派分子毫不留情”(大公报人语)的、曾经的大公报才子,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死于非命,同样作为政治运动的牺牲者,他们连“表示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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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对王芸生没有被打成“右派”猜测纷纷,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在没有看到确凿的历史资料之前,笔者不能妄加揣测。但是,1957年有人建议加强大公报的文化教育报道,被他拒绝了,是可信的。因为,加强文教报道,也就意味着游离了党中央对大公报“以财经报道为主”的定位,作为社长,王芸生不能不有所考虑。尽管他对大公报过去的文人论政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却更懂得政治上犯错误会带来什么后果。从这点看,王芸生在“鸣放”阶段没有什么过激言论就很可以理解了。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说:“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定下的办报方针……没有动摇过,决不再走回头路。”这是不是他躲过一劫的原因呢?只能待有兴趣者去考证了。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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