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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从民办到“官媒”的转变(5)

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5期 作者:张刃

  进步日报的这篇“宣言”,无异于对新记大公报的一纸“死刑判决书”,后来还被新华社以通稿方式向全国发布,香港大公报竟一字不改地全文照登,演成大公报载文“自己骂自己”的一幕,称得上世界新闻史上一大奇闻。
  惶惑迷惘中的“新生”
  1949年6月17日,已经迎来解放的上海大公报发表由王芸生执笔的《新生宣言》,也沿袭了进步日报“宣言”中定性式的结论,继续“骂自己”:
  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间”、“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但是,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当人民革命浪潮已把反动势力震荡得摇摇欲坠之时,大公报又提倡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以自别于反动统治阶级,其实人民与反人民之间绝无所谓“中”,而所谓“自由主义”即根源于买办资产阶级,这“金外絮中”的外衣更是混淆是非,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
  这篇社评给大公报冠以“改良主义”,进而与“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联系到一起,指大公报“混淆是非”,“麻痹人民”,是比进步日报“宣言”更高的“上纲”。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经过杨刚审阅,甚至连周恩来都不止一次看过这篇《新生宣言》的草稿……杨刚曾数次‘咬牙跺脚’向王芸生表示,誓把大公报改造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王芸生多年后曾幽默地说:‘当年杨刚何必用这么大力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见《一代报人王芸生》)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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