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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笔记涉及的史实

时间:2016-04-15 23:51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4期 荐稿者:黄志恭 阅读量:
  我的父亲黄宛(1918—2010)是心内科医生,1950—1958年在协和医院、1958—1966年在阜外医院、1966年之后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他直接参加过周恩来晚年的治疗工作,并且留下了相关笔记。
  在父亲的笔记中,第一次出现“总理”是在1967年6月。总理陪同一位来访的总统去上海,有关领导让父亲随行,但是“既要我去机上,又不让首长知道,所以我先上机”。“回程机上只有八九个人,本不能与总理见面,后来9局杨局长还是要我去,和总理见面。他一见便问‘你是谁?’我说了姓名,他立刻想起来了,而且拱手说‘你也来了’,我只好说是为看外宾的。他独坐一室,说不多谈了,一谈就谈病的事,我便告辞回来与卞(注:卞之强)在一起坐。他给我看了他们拟的治疗抢救计划,我提了一些建议。”最后一次的记录是1975年的11月:“11/9到家,才知道要去老卞那里,但未告知我去住在那里。11/10上午去了,老卞介绍情况并告知我要住下。当晚便去305新大楼502号住下,又开始了新工作。”父亲告知,他在那里的工作是和其他几位专家倒班,通过病床旁的心电图机对病人作监护。
  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写的《告别总参谋部》。书中谈及周恩来患癌的诊治是这样描述的:“李冰是李克农的女儿,肿瘤医院的院长,周恩来医疗组主要成员之一。”“李冰说,周恩来多处癌都是原发性的,不是转移,这种病例很少见。由于总理年事已高,而且前面康生、谢富治手术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医生们的意见是保守疗法,不动手术。”“特别是第一次手术之后,没有一个医生赞成再动手术,只有周恩来执意要动手术,而且第二次后手术后,还要动第三次。李院长说,总理这么动手术,医生都觉得不是求生,而是求死。”
  这本书中列举的材料与父亲的见闻并不一致。
  记得在周总理、毛主席先后去世后,父亲告诉我,他曾听说,在总理尿液中发现癌细胞后上报给毛主席,可是却没有回音,也就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
父亲笔记涉及的史实
晚年周恩来

  1988年12月31日父亲有机会见到了总理的保健医张佐良,他向张询问总理癌症的发现和诊治情况,“谈了半个上午”,并把张的所述作了笔记。现抄录如下:“自72年开始有尿中三个以上红血球,大便中潜血阳性。总理拒绝作钡灌肠检查。至73年初发现有尿中癌细胞,经俞铭鹏、杨大望及上海、广州细胞学家证实。毛主席出于对各种癌症之不能,分析认为谢富治、陈毅之癌未治愈而死去,对总理膀胱(或尿道)癌命令:一保密(包括大姐与本人);二不准治疗。至2月底出现肉眼血尿,不得不再次由佐良告大姐,并上报。后由佐良告叶帅,请示毛主席,同意了体检,但不准治疗(分两步走)。后经与吴阶平等商量,虽然有最高指示,但仍应相应从事。于是乃有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的检查,发现系一小局部癌组织而烧去。上报发现癌症并已处理,经主席批为‘看来一步走比两步走更好’。”附带说明,对父亲上述记录中的“一步走”、“两步走”的含义,我不清楚。
  显然,作为总理保健医生的口述是最为可信的。
  近年在坊间有传言,说总理在病危期间在与邓颖超的谈话中,检讨了自己没有坚持原则,犯了迎合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错误。这个传言不可信。
  1976年元旦,报纸上登载了毛主席那首有“莺歌燕舞”词句的词《重上井冈山》。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我,那时总理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可仍让一位大夫在床边给他朗诵这首词,而且还要他反复念了多次。
  父亲曾说起,总理在自己病危的晚期向周围的医护人员郑重交待,我在病中可能会说胡话,你们绝不能当真,更不能外传。父亲的工作是通过在病床旁的心电图机对病人作监护,而他没有听到过任何“胡话”从总理口中说出。
  我曾向父亲询问,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有哪些领导人来探望过。,他告知叶剑英来得最勤,毛主席从未露面。我又问,邓颖超来探望时,总理对她是否有过嘱托。我不记得父亲讲过与此有关值得记忆的见闻。在上述传言中,记载了1975年11月15、17、19、22日和12月3日总理与她的谈话,而那段时间正是父亲守护在总理身边的时间。若邓颖超果真如此频繁地到医院探望并与病人长谈,父亲是不会没有印象的。
  周恩来、毛泽东先后离世已经近40年,本文涉及的内容已不属于“机密”。我父亲那一代当事人多已离世,仍在世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而如果知情人再不把实情告知后人,坊间的传闻就会更加盛行。我多少知道一些情况,拟就此文以正视听。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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