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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贪产生的制度反思

忆期刊网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5年6期 荐稿者:汪玉凯 阅读量:
  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腐败对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侵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严重的危害。中国虽然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如何从源头上抑制腐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体制缺陷是中国腐败蔓延的重要源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顺应民心,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也取得了重要成效,短短两年多时间,共抓出一百名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其中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样国家级的大老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我国的腐败很难靠一些突击性的惩治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整体判断腐败的成因,对我们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笔者的理解,我国存在的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明显的体制性腐败的特征,应引起高度重视。其理由是:
  第一,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已超出了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的问题,而带有明显的泛化趋势。这种趋势,与我国所处的社会与体制“双重转型”的历史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社会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阵痛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人们急于求富的心态,以及由此萌发的强劲的利益驱动,使社会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失范以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环境恶化等,都可能诱发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意志薄弱者铤而走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导致权力、社会的腐败。这种当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经历,似乎正在我国重演。 本文来自织梦
  从体制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过渡期。尽管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初步确立,但要使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能完全消失,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双轨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重组,贫富差距的拉大,法律规范的欠缺以及法制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滞后,道德约束功能的下降,也会诱发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意志薄弱者,钻体制转换的空子,通过各种途径,利用种种手段侵吞、攫取国家或他人的财富,使权力、社会腐败的问题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当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同处于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候,必将使上述问题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形。也就是说,当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迫切需要我们的政府以及社会各种管理主体不断加强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管理时,而管理层由于腐败的干扰,权力行使中的某些失控,又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出现政府行为扭曲以及经营管理层中少数人腐化堕落等大面积的不廉洁行为。腐败现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涣散了公职人员的责任感,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正在动摇国家的政权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曾采取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制定有关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等,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政策性的规范体系,因缺乏体制上的保证与依托,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复杂局面下,也很难收到显著的效果。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们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忽视了另一面;这方面的问题堵住,那方面的问题又出现。有些腐败现象如权钱交易、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都有愈演愈烈之势,案值的数额也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翻新多样,如窝案、塌方式腐败等。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腐败,表现为权力行使的非理性腐败,实质上带有某种体制性腐败的特征。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本措施,势必威胁政权,动摇乃至涣散民众对党和国家信任的根基,社会长治久安将只是一厢情愿。 内容来自dedecms
  为了真正达到治本的目的,实现中央提出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除了继续加紧惩治腐败,狠抓一批大案要案并予以严惩,抓好治标的反腐败斗争外,还要下决心从体制上动手,并以此作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与行政体制。
  从体制上抑制腐败必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
  从体制上抑制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改革和调整的整体思路是:一方面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现行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中有关抑制腐败的各个重要环节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发现最薄弱的环节,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这种改革和调整应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行使国家各种权力、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前提下进行。在具体实施上,仍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策略。
  从体制上抑制腐败,首先要有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如果离开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或者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不能达成某种共识,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调整,还是重大政策的制定,都会由于缺少必要的基础而最终难以实施。笔者认为,要从源头上清除腐败,从体制层面来看,关键要解决以下三个对全局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问题。 内容来自dedecms
  1.要不要构筑用权力制约权力的体系?
  自从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的论点以来,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种理论的潜在思想基础是,在权力的行使和运用上,首先把制度安排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不是说在权力行使的实践中,对权力行使者个人的觉悟和品格一概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是对个人的信任必须建立在制度约束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即使一个权力拥有者在权力的运用中,出现了非理性人格变异,或权力滥用,也会有足够的制度力量加以纠正,以保证公共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在一些西方国家,虽然权力制衡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其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也有许多消极的东西,然而它在维护其政治统治、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方面,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权力制约机制和形式,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需要分析的是,在我国,人们究竟是否真正接受了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或者说这种制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从表面上看,包括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者个人在内,也都认为应该建立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和制度,至少从形式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制约制度的存在:国家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人民群众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制约。但在实践中,人们却是另一种感受:许多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以至于一些握有权柄的腐败分子如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等,在滥用权力的过程中几乎畅通无阻,且官职还在继续提升。这就提醒我们:在对待用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是认识上有问题,还是制度上有问题,或者两者兼有?如果我们的反腐败,首先不能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或者找出存在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要想从源头上清除腐败,就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很难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从观念到实践,普遍树立用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和制度体系,是我国从源头上清除腐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监督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甚至常常实际上缺位的局面。   2.要不要促进权力结构的分化和整合? (责任编辑: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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