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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辩护的回忆与反思

时间:2016-04-15 23:50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4期 荐稿者: 阅读量:
  出任律师组长
  记得是1980年8月底,彭真有个讲话,说“两案”应该有律师参加。原话好像是“还是有律师好”。邓小平同意了。彭之所以能想到“有律师好”,我想是两个原因,一是他长期领导政法工作,当时恰好刚刚公布《律师暂行条例》,这是主因;另一个是他在文革后期从囚禁地回来,给人讲过:“把咱们关起来的时候,要是有人给辩护辩护该多好啊!”
  任务交到司法部。司法部制定了律师介入“两案”的方案上报。司法部的意图跟后来的实际差别太大。司法部分管律师的是常务副部长陈卓。他开始考虑人选想从法界名流里挑。但是光有这些人不行,办不了事,要找一批专职的律师办实事。当年律师制度恢复不久,从司法部的角度去衡量,能够拿下这个任务的专职律师不多,恰巧当时有一批刑法学者被彭真请来在人民大会堂集中讨论“两案”的起诉书草稿,司法部觉得可以从中选几位具有兼职律师身份的人来。司法部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名流一个都不干,而且态度都坚决!唯一没把话说死的,是陈守一。陈是老革命,朝阳大学毕业生,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还兼着北京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要资历有资历,要学问有学问,是相当合适的人选。守一自己含糊其词,只说家属坚决不让干,司法部认为,既然你自己没有表示坚决不干,那就要把你坚决按住。按照司法部的最初决策,要求北京抽四个专职律师,上海两个。上海这两个有目标,上海律师协会的会长韩学章和她的助手张中。北京四个不指名。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律师协会,实际工作是我在主持,司法局党组指示说:“有这么个任务,包括你在内请选四个人,9月27日以前由你带队到司法部报到,人由你选。”
  我就和周玉玺一起选定了名单,我带队,9月27日以前去司法部报了到。凑了17个人,算上陈守一,18个,组成了律师组。10月11日才全部到位,12日召开了全体会,正式宣布律师小组成立。
  司法部原定陈守一主持律师组。我陪着陈卓副部长找他几次,希望他来主持这个工作,他就是不干。任务落到我头上,决定“两案”律师小组工作由我主持。
  司法部搞了一个《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如果我参与其事,绝不会同意那样定。比如说:起诉的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那还可以动什么呢?文件说,可以考虑被告在起诉之后的认罪态度较好,要求法庭从轻判处。这人人都能干啊,还要律师干什么呢?我当时思想上有一条很明确:这是中国律师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的公开亮相,事关重大。我们得考虑中国律师的形象。
  接着进驻国务院“二招”,集体工作,宣布纪律。
  第一条是保密纪律。之所以重视保密,是因为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上风声透露出去了,说“两案”有律师介入,律师组已经成立。国外通讯社蜂拥而至。在这个背景下,怕我们这些律师给国外通讯社讲不合时宜的话,影响“两案”的整个运作,于是实行关门办公,不对外,不经请假不许回家,与业务无关的电话不许接。
  第二个是工作纪律。重点是不搞“单干”;所有文件看后一律收回。在拿到起诉书以前我们做什么?除了一份起诉书草稿之外,什么材料都没给我们。怎么办?只好做一系列的设想。头一件是如何会见被告。为此我起草了律师小组的第一个文件《律师会见被告的注意事项》。比如说,被告如果表示要同律师握手怎么办?当时我们的原则是不握。“阶级立场”要鲜明嘛。还设想被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例如要求为他作无罪辩护,怎么应对,洋洋洒洒的,一二十条啊。这个文件现在丢了,很可惜。因为它能反映出我们当时的心态和思想状况,以及我们设想的同这些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有一个基本点我不会忘记,我们当时是把被告人放在律师的对立面,采取预防或者是防范态度去安排的。这种谬误发生在当年,可以理解。
  第二个文件是《律师会见被告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说,从内容上说同样也拿不出手。
  后来“两案办”给我们看的第一批材料是幻灯,公安部制作的,并没有全面地反映被告人的罪行情况,没法去为被告人辩护。大家专门讨论了一个整天,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们接触文字材料是11月13日,开庭前整整一周。一接触材料,脑袋就大了!这些材料量很大,几天的时间,看后研究再写出辩护词,辩护词还要经过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批准,只有7天!我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后来做总结的时候,我坚持一条:这种做法一定要引为教训,不光是重大复杂的案子,就是一般的案子,给律师的准备时间也应当够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后来是因为整个审判过程拉长了。法庭调查最终是在12月13日收尾。这样我们才有了缓冲的时机。
两案辩护的回忆与反思

  江青第一个提出请律师
  “两案”主犯里,第一个提出要请律师的是江青。早在1980年10月23日,秦城监狱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辩护组里没人愿替江青“说话”。上海律协会长韩学章,是律师界久负盛名的老大姐,我笑着对她说:“看来只有韩大姐给江青辩护最合适了。”大姐却硬硬地给了我一句:“除了她,为谁辩都行!国人皆曰可杀,我也一样。”
  律师真正开始进入诉讼程序是开庭前一周,被告人拿到了起诉书,我们也刚刚收到材料。这时,江青再次提出“我要律师”。
  11月12日下午,陈卓对我说:“两案办要咱们去会见江青,定了明天你去,挑个人给你做副手,你看谁合适?”我说那就朱老师吧——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他脑子灵活,刑法功底不错,人也非常好。我虽然讨厌江青,但作为律师,得坚持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再作恶多端的被告也有得到辩护的权利。何况我又是辩护小组组长,不接受最棘手的委托,还怎么说服别人?我去,仅仅是弄清楚江青是不是真的要找我们这些人做她的辩护律师。如果她真是需要,回来再让“两案”办决定谁上场。如果还是选中我,我也没话讲,如果不是,就再换人。   11月13日早上8时,王汝琪司长接我们到秦城监狱会见被告人。车行两个多小时到达秦城监狱。监狱的政委出来相迎,说:“两位律师的身份和专长已经写给江青。她早就希望见律师,问过好几次了。”因为江青现在正在休息。等她醒后再去会见比较好。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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