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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的一段往事

时间:2016-04-15 23:50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4期 荐稿者:张光渝 阅读量:
李德生的一段往事
李德生

  1973年8月,李德生在中共十大上当选党中央副主席。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和纪登奎同时进入政治局任候补委员,是毛泽东亲自选拔的军政新秀。纪登奎上位是因为“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而李德生则是因为在安徽率12军支左和军管中凭借“宣传造舆论”平息武斗,恢复秩序的突出表现。
  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当面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38军一个师调到南口应变。“九一三”凌晨,李德生由周恩来委派坐镇空军作战室,指挥空军跟踪监视林彪座机,同时接管了空军的领导权。从支左、九届二中全会到九一三,李德生都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并在十大上登上人生权力的顶峰。当时,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还是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位置显赫。
  奇怪的是,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的李德生只在北京呆了四个月,就在1973年12月底以“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形式前往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其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暂未免去,但公开报道再也不提这一头衔,开创了党中央副主席在外地任职的孤例,直到1974年9月,李德生向中央提出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要知道,党中央副主席的位子是好上不好下的,丢掉这个位子,结局不是身败名裂,至少是靠边站,但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李德生却仍是政治局委员,并且是举足轻重的沈阳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为何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从当选到辞职,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现根据祝庭勋著《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作一些解读。
  副主席上任
  李德生当选副主席是在1973年8月,其后他干了这样几件事:
  1973年10月,李德生指示取消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革委会”,任命王心刚为厂长,彭勃为政委。林彪事件后势力膨胀的江青集团一家独大,咄咄逼人。江青盯上了八一厂,1973年11月,以革委会是“文革新生事物”为名,伙同王、张、姚拒不签署八一厂干部任命的请示文件,“我们四人都不同意!”
  1973年9月、10月,李德生主持为《解放军报》“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阴谋”案平反,而这一冤案的制造者,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的事情。李德生对总政进入军报工作组交代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但党内斗争事实一再证明,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谁就要吃眼前亏。
  几乎在八一厂领导班子任命的同时,江青又挑军报社长华楠任免问题的毛病,称正军职干部应由毛主席批准,华楠的任命不合法。1973年12月13日,李德生接见军事博物馆领导班子,这个班子也是在撤消了革命委员会后新组建的。这是李德生在总政工作期间最后一项公开活动。
  以上这些反江青其道而行之的事情,都发生在十大以后的三四个月之内,都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支持配合下突破江青的阻挠,最终得以实现,但也留下了祸根。因此可以推断,李德生出京,与上述几件事情有关联,至少是影响了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使用思路。
  陪绑
  毛泽东决定李德生与陈锡联对调,并对李德生说:“你是唱李铁梅的,你是陪绑的。”究竟何意,李德生也不能问。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两年,决定对调大军区司令员,有从各军头手中收回地方政权的基本考虑。当时除兰州皮定均和北京李德生外,参与对调的各大军区司令员都是大军区司令部所在省份的党政一把手,对调自然免除了他们的地方职务,同时又避免了对后任地方干部的干扰和牵制,一举两得。从这个角度讲,李德生的“陪绑”说可以成立,因为李的手中并无北京的地方党政权力,他是为了去掉陈锡联的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而“陪绑”调去沈阳的。当然,毛泽东也很可能有抬起屁股查账的想法,通过对调暴露问题,更好地控制军权。从时间上说,李德生当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到三年,当总政主任也只有四年,而且就在“天子脚下”,他能有多少事情藏到屁股底下?这么看,“陪绑”说也能成立。
  毛泽东宣布对调的理由,是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不好,并安慰各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司令员照样做,换个地方而已。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不过李德生倒没有想得很多,在北京的经历使他始终有“班长进军部”,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是非太多,陷阱太多,离开也许不错。他兼任的总政主任职务,自然就免去了,不可能让总政的人跑到沈阳去找主任办公。问题是,似乎谁也没有对李德生提起他那个“副主席”还当不当,怎么当。中央常委外放,党内尚无先例。起码说明毛泽东不再按党中央副主席来用他了,哪有让副主席为政治局委员“陪绑”的规矩呢?所以,“陪绑”似乎又不成立,谁也说不出“一二三”。
  我的理解,“军头”对调的大背景,一是林彪事件,二是1973年11月毛泽东指令政治局对周恩来“投降主义”的批判,“陪绑”的是叶剑英,而叶剑英恰恰是林彪事件后的军委主要负责人。李德生奉调出京,正是这场大批判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李德生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在那个会上也要发言批判周恩来,说实话,的确是“违心的”。三是在安排对调的同时重用邓小平,把邓作为“军师”请回来。毛泽东当着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面夸奖邓小平。
  从这些背景出发,我个人判断毛的这一决策基于三点:一、通过对调消减以至排除军队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借林彪事件对文革前半段“清账”;二、削平长时间主持一地形成的山头和势力范围,更牢固地抓住军权;三、明示周恩来虽是二把手,但不能接班,不配接班。当然还有,李德生走后张春桥主掌总政,这是毛泽东更大的一盘棋。不过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似乎并未考虑此事,他当时曾想让副主任田维新接任主任。在宣布对调命令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了在场的田维新故乡山东几个历史和地理知识问题,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毛泽东说:“奥,那就对喽!”“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见《田维新政治工作生涯》)但为什么这个“最高指示”不算数,当然也是不能问的。   李德生就是这样一种大形势下的“陪绑”者。
  追查
  1974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全力出击,兴风作浪。物极必反,毛泽东出面遏制,于当年夏天几次批评江青等人,并冠名以“四人帮”。但另一方面,对于各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揭发”的地方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材料,毛泽东又想加以利用,特别是对军队领导干部进一步敲打,那正是他对调大军区司令员的动机之一。连年“翻烧饼”,上上下下怨气很多,以至于毛泽东对许世友都说:你变了,听我的话又不听我的话。敲一敲,正是时机。毛泽东批示:“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各地大字报揭发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1974年八一建军节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定调曰:“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人家机会。”从这个批示的语气中,可以想象那些老司令老政委们当时灰溜溜的心情。中共执政后,凡是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旗号召开的会议,后果没有一个是好的。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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