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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谈红军时代

忆期刊网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1期 荐稿者: 阅读量:
  一、苏区时期
  1932年冬天,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因为我是秘密学习无线电的,就叫我去中央苏区,不到别的苏区去。共产国际的命令,是谁也不能违抗的。一路上花了半年,才走到瑞金。到中央局后见到了管交通的邓大姐。她在总书记博古的办公室的外面办公,担任中央的秘书长。
  罗迈(李维汉)原来是我的老上级,见到我很高兴。我向罗迈和博古提出不干无线电,他们两个同意了。凯丰当时是少共中央局书记,要我到他那里去工作。胡耀邦是秘书长。后来凯丰又派我到福建,当省少共书记,参加发展团员的工作。那时陈潭秋是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洛甫带着阿金(金维映)来参加。洛甫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鼓励我发言。我那时也同李坚真熟了。她是劳动妇女,当省委妇女部长。洛甫以前就叫她当妇女部长,她那时还哭了,说当不了。文革时我和闻天在广东肇庆,李坚真正在广东工作。她想来看我们,但是当时省委不告诉她我们住在哪里。
  瑞金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又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罗迈说,老区又没有人来,就让我们少共中央列席。这时,凯丰就叫我留在瑞金,当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做动员工作。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我说,胡耀邦做宣传工作更合适,就同他对调了。陈潭秋也留下来当粮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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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共中央在下霄村,临时中央在沙洲坝,离得很近。那里在一起的都是我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或者老师。我们有共同语言,自然结成一团,也不分是早还是晚去莫斯科的,是支部局的还是反支部局的。教条主义者不反对我们,我们年轻,又没有什么地位。那时,和邓小平、张爱萍这些人,常常一起散步,聊天,天南地北地乱吹一通。消遣嘛!别人看见我们就说,牛皮公司来了!
  那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博古、洛甫、周恩来和项英四个人。毛主席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他是托病抵制。博古讽刺挖苦说,“又请假了!”在中央苏区,听说洛甫和博古的关系不好,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摩擦,有分歧。博古有点跋扈。有一次我去中央局,就听见罗迈和博古议论,对洛甫有意见。
  洛甫因为不满博古领导,被调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几个部的工作都向他汇报、请示。洛甫担任这个职务后,就搬到政府所在的村庄,同林(伯渠)老等人在一起,只有开会时才来中央。有的说,这是博古为了把他排挤出中央采取的办法。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在那里监督毛主席。我也搞不清。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常常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我和他气质相近,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能谈得来。另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毛主席的同学周以栗是我的老师,我入党时影响过我。他对毛主席很崇敬,经常跟我讲毛主席的事。所以,我还没见到毛主席,就对他有了很好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也很好。毛主席那时生着病,还正受到排挤,别人很少去看他。少共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还同我说:刘英,你要注意呢!我不管这些,去看他总可以揩点油,搞点面条什么吃的,肚子饿嘛!一次在我要走时,他还送我一片广柑。还有一次叫去他那里吃炒鸡块。那时候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同情。 织梦好,好织梦
  王稼祥在围剿中挂了花。他当总政主任,实际上只是挂个名,这时也住在沙洲坝养病。他当时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反对他们的那些人是不太理他们的,他们孤独得很。毛主席和王稼祥住在一间独立房子里,就在我住的少共中央附近,我不用骑马就能走到他们那里。他们晚间散步常在一起,有时也散步到少共中央来,在我这里说说笑笑,写写诗,谈谈《红楼梦》。不是我去就是他们来。打乒乓球我又不打,在一起就是聊天。毛主席没有架子,什么都爱讲。王稼祥也把别人送给他的缴获的东西拿给我吃。
  王稼祥在长征时抬着走,经常发冷,身子疼得好利害,瘦得皮包骨。后来还是去苏联治疗,看到骨头都黑了,刮去了一层,过了一年才治好的。他不能吃苏联人的饭,要给他单独弄点东西吃。后来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被调了回来。王稼祥后来有心脏病,晚上睡不着,不能随便吃厉害的安眠药。吃了,晚上发病时就醒不来,不能把人叫到跟前来。他就是头天吃了药,第二天喊他喊不起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死的(王稼祥1974年去世)。这是朱仲丽告诉我的。我和王稼祥的关系一直是蛮好的。
  那时,我同毛主席的关系比同洛甫深。洛甫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也是很佩服的。我在地方工作队工作,洛甫也喜欢来我们住处看看。只是他很忙,来得少,不像毛主席和王稼祥在养病,有闲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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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挨了整,灰溜溜的,被调去办《红星报》。王稼祥同情邓小平,告诉我:说是邓小平犯了错误,右倾,害得他连老婆都给搞掉了;实际上他是很有才干的,报办得好。
  阿金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工作时是李维汉的下级,两人那时就有感情。只是李维汉已经有了一个旧式夫人,是家庭妇女,小脚,为了掩护机关正同李维汉住在一起。所以阿金和李维汉两人那时没能结合。从上海到福建苏区的路上,阿金和邓小平是假夫妻,两人就到了一起。到苏区后不久,邓小平就因“邓毛谢古”案挨批。这时罗迈当组织部长,阿金又到了他手下当工作人员,于是同邓小平离婚而和罗迈结合。所以,他们的结合并不是罗迈乘人之危,而是他们两个在阿金同邓小平结合之前早已有了感情。
  在苏区,我们这些人一般都称毛主席为“老毛”。他自称“大帅”或者“毛大帅”,博古也就这样叫他。一般人称他毛主席。叫他“主席”,那是整风以后的事,建国后就普遍化了。
  二、“扩红”
  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因为前方死伤人太多,派了一大批干部分头下去“扩红”(扩大红军)。王首道、陆定一都是“扩红”突击队长。罗迈也派我去雩都当突击队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扩红”,那是在1934年5月。开始是高自力当队长。他是土地部长,一面搞粮,一面搞“扩红”,平均使用力量,没有着重“扩红”,队员找的又都是本地人,所以任务完成得不好。我带了十多人,连夜赶到雩都。 内容来自dedecms
  高自力另有任务,后来就到苏联去了。我是单打一。那时许多县都没有搞起来,完成任务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多天,我就很担心。我召集各区干部和赤卫队开会,还想了很多办法,安排妇女下田、编草鞋、由妇女慰问队在门口送草鞋,母送儿,妻子送郎,等等。这样,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由支部书记、党员和干部带头,按地区编连营,少先队员是整队整排地参加。结果超额完成任务,“扩红”三千多人。主要还是群众好。群众喊保卫苏区的口号,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军委动员部的滕代远奖给我们粮食、书和一条毛巾。   第一次“扩红”,我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见到邓小平,他说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讲这是项英说的。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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