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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士戴煌

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4期 作者:卢跃刚
  20年前的一个上午,北京什刹海文采阁,《当代》召开我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戴煌来了。高高大大的戴煌,大嗓门儿,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声震屋宇。会议气氛凝重,与我的报告文学内容有关。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市人大会议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被非法拘禁214天,刑讯逼供,受尽折磨。与会作家评论家自然义愤填膺,铿锵声援。
  不久,戴煌写给我一封信,以文会友,直呼“老弟”,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嘱我,颜跃明事件,事涉险恶,切切“注意人身安全”。把职业写作与人身安全挂钩,戴煌是提醒我的第一人。新华社信封信签,有棱有角的钢笔字,仿佛个个都在挣脱某种束缚,铮铮夺目。尤其是“戴煌”两个桀骜不驯的署名。
  戴煌是中国新闻界前辈,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传奇。1980年代,我读过他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揭露四川凉山的官场腐败。我一直有个疑惑,戴煌从革命英雄主义(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批判现实主义(《权柄魔术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转型,是一个从气质到价值大幅度转型,良知与认知,缺一不可。评论家周正保说过,报告文学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英雄主义张扬,之间的悬殊很大,过渡很难。
  良知殊难,认知亦不易,坚持自己的认知则更不易。完全个人本位。前者是根性,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锤炼。认知与自我检视、反省有关。回归个体,对于上一代充满了集体主义意识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戴煌是怎么完成的?戴煌的同代人刘宾雁好解释,刘宾雁1957年因《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落难。戴煌呢?
  戴煌抗战后期加入新四军,很快进入新华社当随军记者,先后参加了抗战、内战、抗美援朝、越法战争的采访报道。这位苏北乡间中医的儿子,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1997年9月,他在香港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本书扉页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献给为真正的社会进步、人民自由欢乐的共产主义事业,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断向前拼搏的人们!”
  他的心里有一个令人向往、羡慕的真正共产主义乌托邦。胡耀邦身上无疑闪耀着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题词便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概括。包括戴煌在内的上百万右派及其家庭是胡耀邦的直接受惠者。上至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贺龙等老革命老干部冤屈者,下至地、富、反、坏“阶级敌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上亿中国人直接受惠于胡耀邦。胡耀邦平反中国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当时任职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中组部部长,在党的权力序列里,不过是一个正部级干部。从思想(“真理标准讨论”)到具体行动拯救生民于水火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持?
  所以,在戴煌这里,“共产主义者”是正义、正派、善良的象征,是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是实事求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总之,是针对世间一切恶的存在。共产主义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的理想世界。一种信念,一个绝对的价值。六七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戴煌来了。等上菜的时候,张思之、邵燕祥、郑仲兵撺掇他唱一首歌。戴煌拄着拐棍站起来,一脸童真的笑,捋展衣服,唱了一首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80多岁的老人,一股喷薄而出的真诚内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一头银发,美声唱法,发音已经不太准了。前一段轻度中风,侵害到了老人的眼、脸。不过,歌声的节奏与旋律依然风流倜傥。显然,抗战、革命、自由,在戴煌这儿,是一体的完美融合。
  不管是什么主义,“自由”是戴煌理性底色的关键词。这与他新华社另外一个著名的右派同事相同。这位同事是一大批革命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90年代初期,引进“公民和公民意识”、“良知”、“权利与责任”,主张“无权者的权利”,举起了“自由主义”旗帜。他是李慎之。
  李慎之平反后转入中国社科院任美国所所长、副院长。1990年代升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自由主义”,一面是“共产主义”。一批“两头真”的一二九运动和抗战加入中共的延安或敌后根据地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倾向于“自由主义”,如新华社名记者、党内地位也更高的李普。而戴煌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
  戴煌、李慎之以“自由”为价值底色,分别举起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两面旗帜,这似应是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中国,不能忽略的思想史事件?
  检索戴煌理性认知的轨迹,有一个不为所察的事实,在坚持独立思考、自由价值,戴煌可以说比绝大多数“右派”走得更远更一贯更持久。他的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以及持续到了21世纪的采访、写作,都能证明这一点。《九死一生》“结束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小书从写作到出版,他先后修订5次,写了20年。
  他在1950年代初期农村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中敏锐发现,中共进城后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与吉拉斯《新阶级》的论断相似)。他观察政治生活中渐渐发生的一些蛛丝马迹,胡志明对中国喊毛泽东“万岁”口号的厌恶,以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反映出来斯大林问题,认为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个人崇拜”、“自负为英明的神”,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自我启蒙。
  中共八大以后,他写了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万言书”。这个没有发出却由他主动交给党组织的“万言书”,成为他“新华社最大右派”的主要罪证。他在万言书中反对1956年国家拿出12亿人民币为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涨工资,认为这对于“解放”七八年来,依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状态的农民不公平。
  他在“万言书”中反对铺张浪费,“在我们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的农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他指出,“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呼吁“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他在新华社内部大鸣大放的会议上说:“全党全国最严重的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给予抑制与消除,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他生前多次对“重庆模式”的文革无法无天和现代造神特征发出警告。   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怎么是错的呢?还因此打成“右派”。他很在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由,以及黑龙江、山西劳改的苦难历程。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不服。他抗争。1962年又写了“十万言书”抗辩。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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