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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11)

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5期 作者:徐贲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特别表现出软弱、动摇、放弃、顺从,“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注10《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尔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尔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思想家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尔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的神经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知道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牢房难友(接着又向审讯者)汇报,‘其时,他扑倒在小床,呜咽抽泣……伤心透顶,他的呜咽抽泣持续15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尔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凯迪的话来说,他“分明是一个身处悬崖边缘之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这种情景在中国文革期间不知道有过多少。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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