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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与人民公社的较量

忆期刊网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1期 荐稿者:陈大斌 阅读量:
  这位农民叫刘庆兰。他是安徽省原宿县褚栏公社(现宿州市褚兰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却有一番极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番经历让他的命运与安徽的“责任田”的历史紧紧连在了一起。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推行“责任田”,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起草省委文件《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这是“责任田”最早的名称——引者注)的意见》时,特意在文件里突出写明刘庆兰的重要作用。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文件列出三条理由,其首要一条就是:“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文件说,“他向我们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一个老农民的建议写进了省委文件,成为推行一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罕见的。从这里也可看到这位“宿县老农”的实践对安徽实行责任田起到了多么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县老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庆兰是一个老年农民,却也是一个敢做敢为的血性汉子。
  褚栏是宿县最北的一个公社,沿着皖苏两省边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只有150多米,刘庆兰所在的小王庄就在虎山脚下。虎山上乱石荒草丛中杂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鸡窝土”,土层很薄,又没有水源,只有在多灾之年,有些少地无地之人才上山开垦这些小片山荒种些小杂粮。

织梦好,好织梦


  刘庆兰出生于当地农家。他勤劳能干,发家致富的梦想火热,除种地外,还经营磨芝麻香油等副业。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但又举不出早年间他有什么不良表现。乡亲们知道的只是他年轻时曾在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但回村几十年就一直种地为生,只是社会阅历比一般人广。他说,“我这个人经过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当过日本的亡国奴,旧社会啥滋味都尝过。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掌天下,才有庄稼人过的日子。”
  离开集体,私自上山开荒,自食其力,这是刘庆兰传奇故事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有些人说他“不务正业”、“品质不好”的根据。从农业合作化兴起之后,加入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想个人发家致富,成了评价每个农民是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是一个好人或坏人、敌人的主要根据。刘庆兰从旧社会走来,年过半百时迎来新中国的阳光。经过对比,他看到新中国社会安定、万象更新,是一个有奔头的好世道,他的心上升起勤劳致富的希望。这是一个热爱新中国,劳动生产积极,精明能干,有个性,有着强烈发家梦想的农民。对新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心存疑虑。这是很正常的。
  1956年,冯楼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公了。刘庆兰被群众运动裹胁进了高级社,但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合作社的弊端暴露出来:他自己亲手喂养的膘肥体壮的牲畜,交给合作社后日见瘦弱;许多农户把积攒的肥料拼命往自留地里拉,社里的庄稼淹没在草丛里却没人去锄,收到场上的粮食有人往自己家里偷。刘庆兰提意见不被接受,干部们反说他“多管闲事”。他深感失望,逐渐看清了这样的“大呼隆”,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级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有力气没处使。完全受制于合作社,有志难酬。合作化彻底堵死了他勤劳致富的道路。于是他横下心来,另寻出路,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及高级社,独自一人上虎山开荒去了。家人及一些乡亲为他担心,他却信心满满,说我就不信离了合作社就能饿死! 本文来自织梦
  他的次子刘志立怎么也上了山?刘志立说:“我原来在蚌埠一家制革厂当工人,因染上肺结核病被辞退了。高级社时回村当了会计,不下田干重活。1958年‘大跃进’中我被派往水利工地,白天黑夜干挖土抬土等重活,肺结核病迅速恶化,身体很快垮了。当时社员吃大食堂,有人说‘队里不能养这样的闲人,要是再不下地干活,大食堂就不给他饭吃’。好心的干部指点我:‘上山跟你大大(即父亲)去吧,给你大大当个帮手,也省了俺队干部的一份心思。’我无路可走,就这样被‘逼上梁山’。”
  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刘庆兰刚上山就有人说他是对抗合作化,上山“单干”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来。但合作社的干部并不太看重这件事,就推说他已过60岁(按当地民间算法,这年他虚岁60),不算社员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跃进”、公社化一起,农村形势更“左”,刘庆兰开荒也有了收获,有些人眼红起来,说大小队干部受了刘家的好处,包庇纵容他。但社队干部们还是没有强制他下山,只是提出让他给队里交点粮食,堵住众人的嘴。刘庆兰欣然接受。交了粮食继续在山上“单干”。说到底,若没有当地社队的宽容,也难有刘庆兰在虎山上的传奇经历。
  虎山上的奇迹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山上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艰辛的。我没能亲见刘庆兰老人在山上的生活。所幸当年与其父一起山上劳作的刘志立还健在,他带着我们上了虎山,察看当年开荒的现场,向我们讲述他们父子俩的艰苦经历。

织梦好,好织梦


  刘志立说,我上山时我父亲夜间还住在山下家里,天天早出晚归,中午饭带着馍馍和一壶凉水在山上吃,日子过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后就决心在山上搭个住处,安营扎寨。我们就地取材,用石块石板垒墙,再从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麦秸铺上顶,盖起了两间小窝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但山上没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来去要跑上六里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铲雪化水吃用。我们还把一盘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我就抱磨棍一转一转地推,把粮食磨成面,麸皮留着喂鸡。我们还养着一大群鸡、几只羊。
  刘志立说,那十几亩地,全是一抓钩一抓钩地刨出来的。开垦荒地主要用冬季农闲时间。冬天里天短夜长,有月亮的夜间也干。山上风大天寒,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停工。夜间刨地,獾子、黄鼠狼在我面前窜跳。那几年我们爷俩只有这些小动物来作伴了。
  头两年,刘庆兰凭一双手养活了自己。1958年父子协力,开荒地达到十亩,收获自给有余,并能拿出一些粮食交给生产队。刘志立的肺结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气清新,劳逸适度,又有饱饭吃,一两年后不治自愈,身体日益强壮。1961年5月中共宿县县委的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1958年后,刘庆兰父子在山上垦荒的收获情况及向集体上交粮物的具体数字:   1958年:开荒种地十亩,收获粮食2184斤,扣除口粮种子1400斤外,向生产队交粮734斤,另外还有12元卖菜钱。 (责任编辑:千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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